資料圖：港口擺放的進出口集裝箱。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

　　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符合中國經濟全球化戰略，但銀行如何實施風控、政府如何監管卻成為新的難題。

　　2016年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迎來大爆發。據Wind統計，當年中國企業出境并購金額已超9000億元人民幣，達到近五年的峰值。與此同時，部分領域出現非理性對外投資的現象，一些對外投資機構大多數境內負債率特別高，拿著從境內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借來的錢到國外購買資產，一旦出現失誤，會導致境內銀行壞賬大幅度增加，增加境內的金融風險。

　　于是監管收緊，點剎“非理性”對外投資，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急降虛火。與此同時，發改委和商務部等相關管理部門又都重申，支持國內有能力、有條件的企業，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；支持以企業為主體、以市場為導向、按照商業原則和國際慣例的對外投資，尤其是支持企業投資和經營“一帶一路”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。

　　警示海外投資“非理性”和收緊監管，并非意味著支持企業“走出去”戰略發生改變。那么，未來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如何規避“非理性”風險？銀行貸款如何實施風控？政府相關部門又如何監管？

　　首先，支持企業“走出去”并不意味著監管機構將放任一些非理性的、投機性的對外投資行為。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，政策是支持的。針對某些企業盲目投資、追逐“羊群效應”，或“明修棧道、暗度陳倉”轉移資產，我們應當將真實合規的海外投資與純粹的資產轉移行為分離，并按照不同的程序和標準加以審核，防止“一刀切”。為此，監管機構要適時拿出一套甄別的標準和辦法出來，以叫停并剔除那些“假投資、真轉移”的項目。

　　其次，銀行如何對涉外項目實施風控成為新課題。在大規模的海外并購中，許多將投資領域集中在房地產、酒店、影視娛樂等不以生產為背景的領域。有些項目業務相左得驚人，溢價高得驚人，經營差得驚人。銀行對于此類投資并購如何甄別與監測，如何實施風控，如何止損，國內銀行尚無必要經驗，在涉外項目風控體系尚未完備之前，銀行貸款尺度應該從嚴。

　　第三，最為關鍵的是，企業“走出去”某類項目該不該投，是否合規，要讓投資“理性與否”歸企業，企業成為判斷的主體，同時，“合規與否”的監管歸政府，為此需要拿出一個負面清單來，而且越快越好。

　　在簡政放權的大背景下，對外投資由核準改為備案，管理權限大幅下放，事中事后監管體系沒有配套建立起來，存在管理漏洞，對外投資監管應該及時補漏洞。例如，由于實行項目備案制(備案時往往依據企業自身的陳述，一般難以核實)，商務部門負責境外公司設立備案，外管局負責資金流出管制，都很難對企業投資的真實性進行鑒別，這方面傳統的監管模式亟需更新迭代。否則，“假投資、真轉移”“假外貿、真抽逃”等非法資金流出的案例還是無法杜絕。

　　要鼓勵企業“走出去”，配合中國經濟全球化，實施“一帶一路”倡議，又要明確監管的責任和范圍，防止出現問題一棍子打死，就必須盡快制訂出涉外投資的負面清單。同時，銀行要修補和完善涉外貸款的風控體系。

　　對于前些年“一窩蜂”的盲目涉外投資，政府及時提示風險、發出警示是必要的，出臺叫停規定也是不得以而為之。今后這方面監管必需從長線上去考慮，從制度建設、法律法規和執行程序上去下功夫才對，讓涉外項目有更長期預期。

　　7月29日，郭廣昌在公司內部發表題為《行穩致遠——走出去是為了更好的引回來》的文章，表示中國政府最近對海外投資、中國金融亂象的梳理和規范“非常必要和及時”。他還在文中表示，復星海外投資的目標，是幫助被投企業加快在中國的發展，復星“走出去”是“為了更好的回來。”“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了，一定會出現一批能整合全球資源來發展自己的中國企業，這是企業的需要，也是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需要。”

　　一方面，中國亟待培養大企業的國家戰略意識。從國際經驗來看，跨國公司是實現國家戰略的重要方式。同時要有導向、有激勵，還要有約束，例如美國對大企業出現洗錢、操縱市場、逃稅等違規行為毫不留情，堅決打擊。另一方面，消除金融風險隱患，堅持“脫虛向實”，防止泡沫積累。同時，要讓民資穩信心、保產權、擴準入，讓民企資產在國內有安全感、有回報。

　　總之，企業“走出去”要合規合法，政府和銀行要監管到位，讓完善的法規和制度說話，如此，才能讓“非理性”海外投資更加理性。這應該是政商兩界共同努力的目標和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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